中国和日本---千年恩怨

一：唐朝和日本的白村江海战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元朝蒙古人东征日本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元朝两次东征开始,又以元朝彻底失败而告终,因此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军事上的征服和反征服为主。本文重点论述元朝与日本的战争关系始末和元朝东征日本失败的原因。


    自从唐代武宗灭佛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向日本政府派遣使者,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三年(公元1267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给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给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使日本。”在国书中,忽必烈希望元朝与日本“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可见忽必烈以委婉的语气表达了如果日本拒绝投降元朝,元朝将用兵日本的意图。国信使黑的等借道高丽,在高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礼部侍郎金赞等导诏使的陪同下前往日本,但“不至而还。”因为高丽人以汹涌的海洋和恶劣的气候为借口,威胁蒙古使节,迫使他们没有到达日本就返回中国。实际上高丽人劝阻蒙古使者前往日本的真正意图在于:如果元朝出兵日本,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为此,忽必烈非常不满,他立刻给高丽国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谴责高丽国王作为他的臣民不但不帮助蒙古使节克服困难前往日本,反而劝阻他们返回中国。在忽必烈的压力下,高丽国王在忽必烈于至元三年(公元1268年)第二次派遣使节去日本时,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和帮助。这一次蒙古使节顺利地到达日本大宰府。他们按照忽必烈的吩咐希望日本“派遣纳贡使节。”当时日本执政者为镰仓幕府,他们“一方面将此事报告了朝廷,同时拒绝这一要求,并令使者回国。”蒙古使节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于返回的路上掳走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忽必烈此时因蒙古与南宋战事紧张都无法分出兵力东征日本,因此他仍希望以和平手段压制日本政府就范,从而奴役整个日本大和民族。于是他释放了塔二郎、弥二郎,告诉他们:“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并让他们带去给日本国的信。但仍与前几次一样没有任何回音。后来忽必烈又三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如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云云。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压制了朝廷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如井上靖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以船舰九百艘、士兵三万三千人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二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日本历史称此次战役为文永之役)。美国蒙古史研究者罗莎比的记载则与井上靖相似,他写道,“尽管日本人得知蒙古军队已经出发,但他们的准备仍不完备……他们的武器也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尽管他们在前几夜的战斗中失利,但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可见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便以失败而告终。这在蒙古兴起以后的战争史中是不多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被彻底粉碎。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他几乎不相信战无不胜的蒙古人能败在小小的日本国手下。为了挽回蒙古人的面子,他决心与这个岛国周旋到底。但由于消灭南宋的战争正进入关键时期,因此他再次派遣“礼部侍郎桂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往使,复致书。”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为他们最近的成功而骄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们,并加宽了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海防线,处死了忽必烈派遣的使节。”这极大地伤害了蒙古朝廷。因为蒙古人认为斩除使者是对他们最大的污辱。早在公元1218年,当花剌子模国王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队后,就曾引起成吉思汗极大愤怒,结果爆发了蒙古军队第一次西征。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江南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即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音译,指平户)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26]。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理财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遭到臣僚们的不断攻击,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朝廷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蒙古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蒙古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三 ： 明朝抗倭战争

        明嘉靖二十六年至四十五年(1547～1566)，明朝军民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入侵、取得重大胜利的战争 (见下彩图明军抗倭图)。

　　历史背景　14世纪，日本处于南北朝时代，在国内战争中溃败的武士，流亡海岛，勾结海商和失业流民组成海盗集团，窜犯中国今辽宁沿海，并渐次南移。由于明廷厉行海禁，派遣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等将领在东南沿海筑城设卫，整饬海防，倭寇未成大患。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封建主和寺院大地主为扩充实力，弥补内战损失，怂恿、支持海盗活动，因而倭寇逐渐猖獗。16世纪，特别是嘉靖年间，明廷内政日趋腐败，沿海卫所空虚，军备废弛。倭寇乘机与少数□商相勾结，窜犯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占据岛屿，攻城掠地，深入久踞。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给沿海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成为明朝的严重祸患。沿海民众不甘倭寇侵略，奋起抗击。在民众抗倭斗争推动下，明军展开了一场长期的、卓有成效的抗倭战争。
　　


　　明军抗倭图

　　主要经过　嘉靖二十六年，入侵浙、闽沿海的倭寇，出没无常，当地守军互不相统，难以抵御。明廷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浙、闽海防军务。他统一部署浙、闽海防,征调战船40余艘，分布沿海，还采用封锁手段,禁止商船下海，严立保甲制度，搜捕、严惩勾结倭寇的内贼，孤立倭寇。二十七年四月，朱纨遣福建都指挥佥事卢镗乘夜暗不良天候，率军围剿双屿港(今浙江宁波东)，斩杀和溺死海盗数百人，擒获勾结倭寇的海盗首领许栋。朱纨力挫倭寇，然因打击了勾结倭寇的官僚、地主、商人，被诬陷罢职，忧愤自杀，卢镗也被陷入狱。
　　


　　《抗倭图卷》局部
　　此图描绘倭寇船侵入浙江沿溶 登陆 探查地形．掠夺 放火 百姓避难、明
　　军出战 获胜的全过程。这段是明军与倭寇激战的情况。

　　三十一年，明廷先后命王□和张经总督浙、闽军务。他们重用俞大猷、汤克宽，释放卢镗等抗倭名将，编练水军，请调援军，水陆军密切配合，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三月，王□遣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等率舟师夜袭普陀山（在今浙江普陀县境），先火攻，后肉搏，俘斩倭寇数百人。与此同时，沿海民众也积极投入抗倭斗争。次年，倭寇数百人在定海（今属浙江）金家岙登陆，乡民杨一率众与倭寇激战海涂，将其打败。三十四年四月底，倭寇4000余人，从柘林（今上海奉贤南）突袭嘉兴（今属浙江）。张经遣副总兵俞大猷和参将卢镗、汤克宽等，率水陆军联合抗击。五月初，倭寇进至王江泾（今嘉兴北），汤克宽率水师由中间出击，俞大猷和卢镗率军前后夹击，斩倭1980余名。明军乘胜追击，在苏州平望、陆泾坝又歼逃倭千人。

　　三十五年,入侵浙江的倭寇日益猖獗,明廷命胡宗宪为浙江总督。他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计杀勾结倭寇的海盗首领徐海,诱降勾结倭寇的海盗巨贼汪直。秋,胡宗宪令浙江总兵俞大猷率军进剿平湖，歼倭1600余人。三十八年，参将戚继光针对沿海卫所废弛、军令难行、战斗力低的情况，在胡宗宪支持下，亲去义乌等地招募矿夫、农民4000多人，训练成为闻名的“戚家军”。戚继光又督造战船40余艘，分布于浙江沿海的松门（今温岭东）、海门（今椒江市）二卫，在海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还根据沿海地形和倭寇作战特点，创造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每队12人，配备长短兵器，灵活变换队形，发挥各种火器和士兵的整体作战威力，屡次打败倭寇。四十年四月，倭寇万余、战船数百艘，大举入侵台州，戚继光率军九战皆捷，全歼倭寇。九月，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分别率军在宁波、温州等地与倭寇交战十余次，杀敌1400余人，焚死、溺死者甚众。至此，窜犯浙江的倭寇基本荡平。

　　四十一年，福建沿海倭患严重，特别是横屿岛（今宁德东），地势险要，倭寇结寨为营，并与牛田（今福清南）、林墩(今莆田南)倭巢互为犄角，四出焚掠。七月，戚继光奉命率领6000精兵，由浙江入闽剿倭。他利用退潮之机，涉海进攻横屿，斩倭2600余人，接着乘胜攻克牛田、林墩，后班师回浙。不久，福建沿海倭寇又趋猖獗。明廷命谭纶为福建巡抚，总督福建军务；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率军进剿；同时，令广东总兵刘显率军援闽。四十二年四月，谭纶决心进攻倭寇据为巢穴的平海卫（今莆田东南）。他针对该地三面环海、易守难攻的特点，令戚继光率中军，刘显率左军，俞大猷率右军，采用水陆配合、中间突破、左右夹击的战法，一举攻克平海卫，斩倭2200余人，溺死无数，救回被掳男女3000余人，乘胜收复兴化城(今莆田)。接着，谭纶下令整治海防，督造战船，扼守海口，在沿海各县建立战守合一的地方武装。同年冬，倭寇万余人围攻仙游。次年二月，戚继光率军驰援，大战城下，倭寇败逃。戚家军乘胜追击，在同安、漳浦斩倭数千人，溺死焚死数千人，逃走者仅千人。至此，入侵福建的倭寇基本荡平。此后，俞大猷和戚继光分别率军横扫流窜广东沿海的残倭。时至四十五年，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消除。

　　

四 ： 明朝朝鲜名将李舜臣统帅的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1592年春天，日本的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帮助日本攻打中国，调集近20万大军，700艘战船，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

　　日军在朝鲜登陆，仅3个月的时间，就接连攻陷了朝鲜的京都汉城及平壤、开城等重要城市，国王逃到鸭绿江边躲藏了起来，整个朝鲜如覆巢之卵，岌岌可危。丰臣秀吉见初战告捷，颇为得意，他狂妄地对部下说：

　　“你们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呢，要不了多久，朝鲜、中国的臣民就会俯伏到我的脚下，听候我的驱遣！”

　　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海上他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因为他们碰到了朝鲜的爱国名将李舜臣率领的海军。

       李舜臣（1545－1598）：朝鲜民族英雄。出身于没落士大夫家庭，幼时家境贫寒。他颇有学问，能骑善射，32岁时武举登科，从此开始军旅生涯。他刚直不阿、一生忧国忧民，追求正义，几处逆境而无悔无怨。他原来只是一个小县城的狱吏。因为他刚毅勇敢、足智多谋，被首相破格提升为全罗道左水使，扼守朝鲜海峡，他早就看出了日本想吞并朝鲜的狼子野心，他非常重视训练水师，并特别改进了传统的龟船。


　　龟船是朝鲜人很早就发明的一称战船，船身装有硬木制成的形似龟壳的防护板，故叫龟船。李舜臣改进了龟船的结构和设备，把船身造得更大。每艘船身长十余丈，宽一丈多，甲板之上有厚木制成的顶盖，并且裹上铁板，可以掩护船上水军避免敌人火器投射，顶盖上和甲板旁，装着许多尖锐的大钉和铁钩，使敌人不敢攀登，船头上安装着一个大龙头，上穿两个大炮眼，头尾都装有金属尖杆，必要时可用来冲击敌船。船身前后左右有７４个枪眼，射手可以伏在内部施放火器。船身两则又各设１０只大桨，全部划动，急驰如飞。加上船身很大，可以装载很多饮水和粮食，这使龟船更适于水面久战了。


        这年５月１日，李舜臣得知玉浦港停靠着５０余艘日本兵船，船上的士兵大都上岸抢劫百姓财物去了，他立即指挥９０多艘龟船去偷袭日军，日军从未见过这种战船，过了一会，才看清了那群“乌龟”，原来是战舰，日军顿时慌了神。当他们仓皇跑上船，准备起锚逃离时，已经来不及了。


　　“开炮！”李舜臣一声令下，千百道火龙扑向日船。“轰轰……”日船上百花齐放，烟火缭绕。在强烈的炮火下，日军抱头乱蹿，鬼哭狼嚎，转眼间４０余艘日船被炸毁、击沉，士兵伤亡不计其数。不可一世的日军舰队就这样被李舜臣的“大乌龟”们吞没了。


　　玉浦海战的胜利，粉碎了丰臣秀吉从海路侵略朝鲜沿海地区的计划，侵略军、后勤物资的运送也处于瘫痪状态，陆军的进攻也因此受到阻滞。２０多天后（５月２９日），李舜臣又打响了第二次大海战。


　　当时，１０多艘日船停泊在泗川岸边，日军自以为有险可据，想等朝鲜船只靠近了再打。李舜臣看穿了敌人诡计，故意引船后退。日军以为他惧阵脱逃，就驾船追击，不料，刚离岸不久，李舜臣就让龟船掉头向日军猛攻。霎时，枪炮齐鸣，火焰纷飞，日船又被大乌龟吞没了。


　　接着，在唐浦，李舜臣又率领龟船攻击日军阵地。他先用“擒贼先擒王”的战术，俘获日船２１艘，后又巧妙地运用引蛇出洞的策略，用３艘龟船伪装侦察地形，引诱敌人，主力船只则预先埋伏在山脚下。日船果然倾巢出击。进入伏击圈，结果遭到前后夹攻，２６艘日船全被焚毁。战斗中，李舜臣左臂受伤，血流不止，但他屹立船头，指挥若定。


　　７月的一天，在闲山岛地区，李舜臣又同日军展开大战，最后一举歼灭日军水师主力，控制了海域，李舜臣也因屡战告捷，功勋卓著，被晋升为三道水军统制使。


　　就在这时，中国明朝政府应朝鲜政府要求，派出援军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两军很快收复平壤、开城，把日军赶出朝鲜北部。丰臣秀吉被迫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可惜在日本间谍的破坏和奸臣的诬陷下，李舜臣竟在１５９７年２月被免职治罪。


　　丰臣秀吉见自己的眼中钉被拔去，立即中止谈判，派出１５万大军再犯朝鲜。


　　当时，指挥朝鲜海军的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军官，他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交战不久，朝鲜军节节败退，海军几乎全被击溃，大片国土又重新沦入敌手，朝鲜政府见情势万分危急，只得重新启用李舜臣，并请求中国再次出兵援助。


　　李舜臣临危受命，重整水师。他团结抗日将士，惩办怕死官员，又吸收忠勇的农民参加水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残余的１２只战船和一百多名水兵的基础上，又重新组建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强大水师。


　　他率领这支水师利用天时地利，巧布铁索阵，在鸣梁海峡诱敌深入，以１２艘龟船击沉３０多艘日船，击毙击伤日军４千多人，致使丰臣秀吉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１５９７年冬，朝中联军在李舜臣和中国老将邓子龙的率领下同日军主力在露梁海打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海战。


　　交锋开始在深夜，当５００余艘日船抵达露梁海时，朝中战船同时发出猛烈的炮火，海面上烈火冲天，亮如白昼，战士们勇敢地跳上敌船，杀得敌人横尸满舱。


　　敌军惶如瓮中之鳖，急欲夺路逃跑，但被切断退路，于是集中火力负隅顽抗。在激烈的交战中，李舜臣发现邓子龙身陷重围，就立即驶船去援救，不幸左胸中弹，他忍着剧痛，嘱咐部下不要声张，并将军旗交给副手，要他代施号令，战斗一直由夜晚打到白天。第二天中午时，朝中水师共击沉、击毁敌船４５０艘，歼灭日军一万多人。至此，持续了６年之久的朝鲜卫国战争终以辉煌的胜利结束了。这场战争开始于１５９２年，按农历属壬辰年，所以朝鲜历史上把它称作“壬辰卫国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李舜臣和邓子龙壮烈牺牲了。

        两年后，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封他为一级宣武功臣。1643年即他死后的45年，赠谥“忠武”。从此，朝鲜半岛人民为了纪念他，称他为“忠武公”。

　　供奉着李舜臣将军灵位的显忠祠建于1706年，位于芳华山脚下，周围群山环抱，祠内松柏成荫。显忠祠占地50多万平方米，除了“本殿”之外，还有“号”、“古宅”、“家庙”以及李氏家族使用过的水井等古式建筑。有关李舜臣将军的历史资料和当年他与倭寇海战时使用过的武器等实物，明朝皇帝赐与他的都督印、令牌和斩刀等8件赐品的复制件，则被精心地保存在“遗物馆”里。每逢4月28日，即李舜臣诞生的日子，显忠祠都要举行祭祀活动。显忠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下一度荒颓，1945年日本投降后，纪念忠武公的活动得以恢复。1966年，韩国政府将此地辟为“圣域”，重建显忠祠，园区的综合景观工程一直持续到1974年。


五 ： 满清和日本的战争

满清和日本的这场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格局。发生于1894～1895年，简称甲午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因按干支纪年为甲午年得名。

上面提到的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既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日本的大陆扩展计划，欲征服大陆，比先征服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晚清时代，朝鲜还是清政府保护国，发生冲突不可避免。，为了打败中国强大的海军，日本做了很多准备。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500人赴朝。日本亦派兵入朝。1894年8月1日两国同一天向对方宣战。

战争进程　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依据战场转换及双方作战态势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军陆军自平壤败退鸭绿江，日海军夺得黄海制海权　8月上旬,总兵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和副都统丰升阿等四部援朝清军万余人先后抵达平壤。其时占据汉城之日军为混成第9旅，共8000余人。

　　8月中旬,日本大本营根据海军主力决战时间难以预料，并以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乃修改其“作战大方针”第一期作战计划，除已派第5师余部赴朝外，又增遣第3师参战，两师合编为第1集团军。将陆军在朝鲜的牵制作战改为攻势作战,由第1集团军执行平壤之战,相机进攻奉天(今沈阳)的任务。同时,决定组建第2集团军，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尔后直隶平原决战建立前进基地。

          9月初，日军第5师和第3师一部由汉城等地出发,分四路向平壤推进，对平壤清军取包围之势。新近由成欢败退的提督叶志超奉命总统平壤各部清军，因其战守无策,各部心志不齐。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午后，玄武门失守。入夜后，叶志超等弃城而逃，至26日全部退至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

          在陆军争夺朝鲜半岛的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亦前出至黄海西部,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挑战,企图寻机与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北洋舰队在丰岛海战后拘于“保船制敌”之令，主要巡弋于威海、旅顺之间，将黄海制海权让给日本海军。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由海路迅速运兵赴援，北洋舰队奉命护航。9月17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后正准备由大东沟口外返航，突与搜索前进的日联合舰队遭遇，随即爆发了著名的黄海海战。战斗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沉毁5舰，伤4舰，日本联合舰队伤5舰。

　　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适时调整作战计划，海陆同时出击。平壤之战不但击败在朝清军，且一举将战线推进至鸭绿江边，直接威胁中国本土。清军由于平壤迅速败退,不仅使“海守陆攻”的总计划归于失败,且来不及在鸭绿江一线组织坚固防线，以致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仍然陷于被动。在海战方面，北洋舰队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联合舰队达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使尔后的战局能朝着其二期作战计划的第一案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并在花园口登陆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本为实施“作战大方针”中直隶平原决战的计划，决定以陆军第2集团军向中国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突破渤海湾门户。陆军第1集团军则向鸭绿江清军防线发起攻击,造成对清朝祖宗陵寝之地奉天的巨大压力，掩护第2集团军的登陆作战。清廷则采纳李鸿章之议，实行“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八)的平分兵力方针。在实际兵力部署方面，由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以及过分眷顾祖宗陵寝，集重兵于鸭绿江一线和奉天、辽阳之间。同时，为保卫北京，又令各省抽调兵力，驻守山海关至秦皇岛之间,以及天津、大沽、通州(今北京通县)等地。致使地处渤海门户正面的辽东半岛兵力不足，又多系临时填防部队，加之黄海制海权已被日军所得，失去海军掩护，防御极其空虚。

　　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驻守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82营约3万人，四川提督宋庆为诸军总统。防线分中、东、西三段,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兵力成一线部署，各部之间缺乏协同，纵深内又无强大预备队。日军第1集团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突破成功，继于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并攻占虎山。其他各部清军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九连城和安东(今丹东)。清军鸭绿江防线崩溃。

　　在日军第1集团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上将指挥日军第2集团军2.5万人在日舰的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余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今属大连)。7日，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唾手而得大连湾。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逼。驻守旅顺口地区清军7名统领互不统属,1.4万余名官兵军心涣散。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只有总兵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击。22日，日军陷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清军节节败退，不可收拾。清廷内部的主和主张渐占上风。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从此，渤海湾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于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　日军攻占旅顺后,大本营鉴于渤海湾冬季封冻,登陆困难，决定暂时搁置直隶平原决战方案，代之以进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为尔后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进一步提供安全保证的新计划。为此，以陆军第2集团军为基础组建“山东作战军”，大山岩上将任司令长官，共2.5万余人。又令联合舰队协同山东作战军作战，并以陆军第1集团军在辽东战场进行佯攻，继续吸引清军主力。


　　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再次判断失误,以为日军第1、第2集团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然后与从渤海湾登陆之部队会攻北京。因此以重兵驻守奉天、辽阳及天津至山海关一线，关内外总兵力达10万以上，而于日军的主攻方向山东半岛则仅部署官兵3万余人，其中驻守荣成(今旧荣成)的仅1400余人。至于北洋舰队，则根据李鸿章“水陆相依”的防御方针，龟缩于威海卫港内。


　　1895年1月20日,日“山东作战军”在荣成龙须岛 登陆，占荣成。随即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南帮炮台进行抄袭。30日，南帮炮台陷落。2月1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此后，日军水陆配合，攻击刘公岛和港内北洋舰队。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等先后自杀殉国。17日，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覆灭(见威海卫之战)。


　　辽东之战持续时间较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之后，连占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赋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1895年1月17日起，清军先后数次大规模反攻海城,皆遭挫败(见海城之战)。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出击，3月4日占牛庄(今海城西北),7日取营口，9日陷田庄台(今大洼南)。10天之内，清军百余营6万余人便从辽东全线溃退。


　　战争结局和影响　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


　　此后，中国人民为反对《中日马关条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台湾军民在刘永福等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日军割占台湾，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见台湾军民抗日之战)。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既占台湾,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而日本的崛起又改变了远东地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

对于这场战争的文字很多，毕竟只过去了100多年，从教科书或者影视作品等，无法真正了解战争的真相。下面摘录了两篇好文，和大家分享。文章无需面面俱到，只是希望能有自己的见解，以史为鉴，可知兴衰。

     战争的思考1：北洋水师是这样覆灭的                    《华报》http://www.verygood.ca

　　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海战一直是我中华民族引为耻辱的战争，中日双方的吨位和战力都相当，却打了个五比零的惨败。为了给自己心理找一个平衡点，那些老学究们就总结了很多的理由，主要原因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造颐和园。海军武器质量低劣、舰龄老化。同时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卖给我们的都是次品和哑弹，掺了很多的沙子。而且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因为弹药储备不足没带齐武器弹药，但是我们的北洋水师仍然用着劣势装备和优势的敌人英勇作战，出现了一大批如丁汝昌、邓世昌等宁死不降者，但因为有方伯谦那样的怕死鬼出现，海战打了个大败。于是乎丁汝昌、邓世昌、林泰曾等被捧为民族英雄，慈禧、李鸿章、方伯谦之流则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就缅怀烈士，痛骂汉奸，充分获得了心里的满足。和那一句“不是皇军无能，是土八路太狡猾了”的解围心理如出一辙。

　　先看看那些冠冕堂皇、不堪一击的理由吧。


　　 ⒈据说战斗失利的大因素是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那么我就不明白了，军舰和装备都买来了，光训练烧煤放炮保养发饷就可以了，还需要什么大规模的经费？清廷三十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两千万两，战争失败后却向日本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台湾岛，这么有钱那一年几十万两的训练费用怎么会拨不出？而且战前不仅自给有余，还准备拨银三十五万两，暂为“定远”、“"镇远”二舰先购十二门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可见，北洋水师不是穷得叮当响，就算不富裕，勒紧裤腰带还是可以维持现状的。况且这支舰队是李鸿章一手提拔出来的嫡系部队，相当与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有谁舍得把亚洲第一位的舰队给出卖？慈禧太后自己也不会愿意吧。


　　 ⒉据说当时的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卖给了我们的炮弹都是掺了沙子的假货。但是我查资料得知，当时的军舰“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产自德国，“致远”、“靖远”来自英国，两国为了争这个项目互相攻击对方军舰的缺点，后来两国海军部甚至买通中国驻当地公使互相进行人身攻击。德国首相俾斯麦亲自给伏尔康船厂发公文：“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订货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接收德国军舰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搞破坏，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提出必须由德国人帮助驾驶回华，以免途中万一发生小事故，而被英国人充分利用。两国竞争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能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关于炮弹里面掺沙子的问题，更是希奇的说法，造船都这样竞争，怎么可能用弹药掺沙子的办法来赚小钱？而且，北洋水师平常就不训练么？就不放炮么？发现了这样的丑闻不早就炸锅了？


　　 ⒊说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没带齐武器弹药是因为储备不足。
　　

          这个问题我却从丁汝昌的小传里面得到了答案。 十二时五十分，双方相距五千三百三十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战斗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十七时四十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到底是偷袭还是有条不紊的遭遇战就已经很清楚了吧。“定远”、“镇远” 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他不开炮谁开炮？我军执行的是护航任务？有拿国家的全部舰队去护航的吗？可以说双方都是在拿主力寻机进行决战。说因为护航而没带齐武器弹药？七月二十五日中日已经开战，九月十七日舰队主力出动不带弹药吗？不带弹药的话战斗怎么进行了五个小时？而且日军的主炮都是速射炮，弹药消耗量比中国军队平均快五倍，日军的弹药消耗量应比中国更快的多才对啊？就算没带弹药，全舰队没带弹药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我又看到了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七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三千四百三十一枚。其中，供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四百零三枚，二百一十毫米口径炮弹九百五十二枚，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炮弹一千二百三十七枚，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炮弹三百六十二枚，六英寸口径炮弹四百七十七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三百六十枚开花弹，其中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弹一百六十枚，二百一十、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炮弹各一百枚。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共发射一百九十七枚十二英寸（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弹，半数是固体弹。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十二英寸口径钢铁弹三发、两发。一艘战舰带了一百零二发三百零五毫米炮弹。光“定远”上面的炮弹就足够把两国所有的舰艇给报销了。还说什么弹药储备不足？

　　 ⒋北洋水师的舰艇性能不如日本吗？
　　 “定远”级战列舰共二艘，即“定远号”、“镇远号”，一八八五年抵华交舰。满载排水量七千三百三十五吨。全舰钢面铁甲，最厚处为炮台与炮塔达三百五十六毫米，舷侧为三百零五毫米，甲板为七十六毫米，舰桥为二百零三毫米，装甲共重一千四百六十一吨；水密隔舱多达两百多个。装备四门三百零五毫米二十五倍径主炮（装在两座双联装炮塔内，水压动力），两门一百五十毫米副炮三具三百八十毫米鱼雷发射管（携带二十一条鱼雷）。号称东亚第一巨舰。战舰的装甲就相当于日军的一艘巡洋舰的重量。
　　 相比之下的日本最高吨位的舰艇“松岛”、“严岛”、“桥立”、“吉野” 都是五千吨级，但是为了提高速度减轻了各层装甲，速度比“定远”级快了将近三分之一，日本是牺牲装甲来换取机动速度，和中国的牺牲速度来换取装甲的思路相比并不高明太多。甚至还不如中国的思路。最后战果为“定远”中弹一百五十九发，死十七人伤三十八人。“镇远”中弹二百二十发，死十三人伤二十八人。“定远”、“镇远”两舰的装甲及炮塔护甲，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无一穿透，特别是“定远号”装甲没有一处被炮弹穿透，而且炮塔也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战至最后，“定远”、“镇远”仍能率领余舰转入反攻，追击日舰。说明主力舰根本没有受重伤。


　　 ⒌是武器威力不如别人吗？


　　 黄海海战基本上是大口径重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决战，北洋水师的主力武器为“定远”、“镇远”各为三百零五毫米炮四门，两门一百五十毫米副炮，“济远”双联二百一十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一门，“超勇”、“扬威”各为两门二百五十四毫米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炮，“经远”、“来远”二百一十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炮两门，“致远”、“靖远”三门二百一十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炮，“平远”一门二百五十四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炮。日本舰队的主力舰队“松岛”、“严岛”、“桥立”各设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十二门，毫无用处的三百二十毫米固定炮一门（这是日本舰队的最大败笔，后面会有介绍）“比睿”、“赤城”、“扶桑”为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六门，“西京丸号”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八门。奇袭舰队“吉野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八门，“浪速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六门，“高千穗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六门，“秋津洲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六门，“千代田号”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十门。


　 可以看出来，日军的炮多，但是威力普遍小，北洋水师的炮少，但是威力很大。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对我战列舰基本没有效果，并不存在火力一边倒的问题。


　　 既然武器装备上日本没有什么明显优势，这场本来有很大胜利希望的海战为什么会惨败而归呢？


　　 “定远”和“镇远”装备的三百零五毫米主炮穿甲弹和通常弹均重三百二十九公斤，抛射火药九十一点九九公斤，初速五百米／秒，射程只有三海里（五千五百米）。威力极大，要知道现代的“飞鱼”反舰导弹弹头才重一百六十五公斤，命中速度三百米／秒，一枚就可以把四千吨级的英国“谢菲尔德”级驱逐舰或一万吨级的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舰击沉。当然当时的炮弹攻击装甲舰威力不如现代的导弹攻击非装甲舰，但是炮弹的初速很大，而且日本的军舰吨位也小，敌方舰队“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纷纷避开其前主炮，夺路而进。五小时战斗中有十发炮弹击中对方日舰“西京丸”、“比睿”、“赤城”和旗舰“松岛号”。击中谁谁就得退出战斗，最后一击命中“松岛”的主炮弹药库造成对方旗舰大爆炸。但是如此大武器的命中率只有二十分之一，这还是双方在两三公里内直瞄射击的结果。


　　 看看双方的攻击效果：
　　 “定远”、“镇远”的三百零五毫米舰炮发射了一百九十七发钢弹，其中有十发命中目标；其他各种口径舰炮发射了四百八十二发炮弹，只有五十八发炮弹击中日舰，而五十八发中有二十二发击中日舰航速最快的“吉野号”。而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三至六倍。清舰队一分钟射击三十二点八发炮弹，命中三点二八发；日本舰队发射一百九十三点三发炮弹，命中二十八点九发”。想不到命中率低的速射炮居然比命中率高的重炮效果还要好？就象冲锋枪的命中率比狙击步枪还要高？鱼雷是新型的水下武器，威力比同重量的炮弹要大好几倍。日本海军充分发挥了鱼雷的作用，效果不俗，“吉野号” 发射的鱼雷一发就导致“致远号”瞬间解体。那么中国的海军在做什么呢？


　　 让我们看看时在日舰“西京丸”上指挥作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的《回忆录》文中描述：“‘福龙’号鱼雷艇全速冲向‘西京丸’舰首，发射出一枚鱼雷。当时逼近敌舰约三十米，两目睹此情，本舰已无法躲避，我也只好闭目待毙，谁知鱼雷竟然从舰底穿过。”

　　 但是，北洋海军平时进行军事演习时，无论是用舰炮还是用鱼雷进行实弹射击，都能在行进间命中目标。李鸿章在光绪十七（一百九一年）年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阅海军竣事折》中就说：“四月二十一日，开赴大连湾，北洋各舰沿途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夜以鱼雷六艇，试演泰西袭营阵法，兵舰整备御敌攻守，并极灵捷，颇具西法之妙。次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驶行之际命中及远。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

　　 为什么在实战中就射击不准了呢？据其中下级技术军官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原来这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是个欺下瞒上的豆腐渣工程！

　　 究竟是哪个庸碌无能的指挥官把国家栋梁的北洋水师当作豆腐渣来建设的呢？
根源在志大才疏的门外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一八五三年，十六岁的丁汝昌以豆腐作坊的学徒的身份投奔太平军，一八六一年丁汝昌向湘军投降；他随所部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朝政府效力。同年，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丁汝昌等人改归李鸿章的淮军。一八六八年，三十二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相当于今天的师长），加封提督衔，被朝廷赐予‘ 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此时的丁汝昌刚过而立之年已成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之上神采奕奕，可怜孤儿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一八七四年，清朝政府打算裁减丁汝昌统领的骑兵部队，丁汝昌闻悉此讯后，便连夜弃官逃回安徽老家。丁汝昌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心情很不畅快。不甘寂寞的丁汝昌于一八七七年又到北京去谋求差使。朝廷让他到甘肃就职。但是，丁汝昌不愿意去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赴任。于是丁汝昌走了老上级李鸿章的后门，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一八八八年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

　　 这个叛军出身的文盲靠走后门得到的舰队司令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可以说是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日本联合舰队的十二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我方舰队应当采用最能发挥远程火力优势的“长蛇阵”才对，而丁汝昌居然笨到采用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应敌，这样就造成后面的舰艇怕造成误伤和无法瞄准而不敢开火。海军舰艇排一条线列队攻击是海战基本战术，战列舰就是这么得名的。可见丁汝昌学了十五年的海军，海战的时候连排什么阵型都不知道。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

　　 海战中的阵型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日俄大海战中日本主将东乡平八郎大将为了抢占“Ｔ”字横头对舰攻击的有利阵位，不惜消耗重大伤亡代价做了个“敌前大回头”动作，而丁汝昌居然把排阵型的有利时间白白放弃，自取灭亡。一八八六年八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访问日本但当时的东京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定远”管带刘步蟾的英国海校同学）上舰参观后却对旁人说此舰队必不堪一击，因为清朝水兵竟在堂堂主炮上晾晒衣裤；炮管里一摸一把灰。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这就有问题了，北洋水师的士气如此涣散，而且更严重的是部队平常不训练？常开炮炮管里会有灰吗？

　　 前面已经说过了，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在战斗刚开始进行了一回舰炮齐射，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摔断了好几根肋骨。这更是留下了千古笑柄。古今中外哪儿有一开炮把自己的舰队司令给震成重伤的？说年久失修更站不住脚，“定远”、“镇远”一八八五年才交付，舰龄不足十年，何谈年久失修？学工科的朋友都清楚，不管什么机器保养不保养寿命差很大，根本原因是平常不保养、不检查、不训练（或许就平常没有开过炮）造成的恶果。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邓世昌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军舰快被击沉的时候指挥战舰向“吉野号”撞去，被“吉野号”的鱼雷击沉。他和他的狗一齐被淹死了。这就怪了，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带着狗来干什么？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们呆的时间还不短。看来我们的邓世昌将军平时经常在军舰上遛狗了。而且别人都不以为诧，反以为是风雅。不知道现在的省长市长们到哪里开会的时候牵着两条狗去，恐怕官职马上就要丢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里却见怪不怪。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方伯谦的案子。为了推卸战败责任，倒霉的方伯谦成了冤大头。但是关于方伯谦是否怕死至今还没有公论，更多的可能是方被抓成了丁汝昌的替死鬼。当时方伯谦的主要罪状是在甲午海战前的丰岛海战中挂白旗逃跑，在黄海海战中又带头逃跑并撞沉了“扬威号”。除了撞沉了“扬威号”是自摆乌龙以外其他的都属于对海军规则完全不了解造成的。

　　 海战中打白旗和撤离战斗是常有的事情，不能算投降。因为一艘军舰造价昂贵，形成战斗力很不容易，例如美日中途岛大海战中日本比美国多损失了三艘航母，就导致了日本海军元气大伤。所以在海战中一直有这个不成文的约定，如果战斗中受了重伤，可以打撤退旗的。就象现在打仗不攻击野战医院的道理一样。当时“吉野号”为了要求停止攻击连大清龙旗都挂了。而在黄海海战中战线拉的很长。主将受重伤，基本上都各自为战。因为日本当时也跟着运兵船。中国的“平远”、“广丙”及“福龙”艇尾追日舰运兵船。打的早就不知去向。大家都在混战，没法联系，“济远”撞沉了“扬威”号后自己也受了伤，和“广甲”一齐脱离了队型也是可以原谅的。日本的“比睿”、“赤城”、“西京丸号”也在战斗不久撤离了战场。“来远”、“靖远”受重创后撤退到浅滩，战场一度仅余“定远”、“镇远”两舰与日舰“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扶桑号”激战。

　　 这场战争对世界海战史有着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舰巨炮理论的完善。各国都放弃了突出火炮攻击速度的设想，而追求火炮的穿甲能力。由于“定远”、“镇远”两艘战列舰的装甲的优异表现，各国海军无不优先发展拥有厚重装甲和大口径火炮的大吨位战列舰。那些海军专家无不认为，拥有着敌方主炮无法贯穿装甲的北洋水师被打个惨败，实属于两国海军都缺乏经验所致。日本如果拥有海战经验则不会轻易地和如此精良的舰队决战，中国如果拥有丰富经验则应全歼日本舰队。

　　 日本唯一的失误就是为了击穿“定远”和“镇远”的装甲，在其主力舰“松岛”、“岩岛”、“桥立号”上装备了固定式三百二十毫米的主炮。事实证明这是个大败笔，无法移动的火炮在这种作战中毫无用处，反而降低了行进速度和徒增危险。后来“定远”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的弹药库导致大爆炸，使得日军旗舰也撤离战场。

　　 这场战争对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黄海海战失败后，日本获得了制海权，在威海卫战役全歼了北洋水师的剩余兵力，丁汝昌等畏罪自杀。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庸俗无能、欺下瞒上的将领，不需要他们把北洋水师败坏光后怯懦可耻的自杀，我们需要的是这场能根本扭转近代中国历史的战争的胜利。正是这场关键的战争引出了八国联军的前奏、抗日战争的惨状和五十年的殖民历史。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两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六亿两。但总括清廷三十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两千万两，而战前李鸿章因颐和园等工程挪用海军款致不足更新装备之数更仅不过区区六百万两而已。一着之差，影响中日两国命运至今，重读这段历史怎能不令人悲叹!







  战争的思考2：谁打败了北洋水师     

在中国，连孩子都知道，是日本的联合舰队打败了北洋水师，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造船舫，致使邓世昌的炮弹打不响！可是，金一南的军事随笔《军人生来为战胜》告诉我们：
　　就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就硬件装备方面来讲，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因此，仅从武器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来看，日本联合舰队要战胜中国北洋舰队是困难的。但结果却是，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 金一南先生发问了。

一、

　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开始。清政府没落的专制体制，由此而产生的腐败政治，进而在军队中形成的不良风气：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曲意取宠，一味迎合，追逐个人利益，平日好大喜功，训练敷衍了事，演习弄虚作假，上下齐心协力搞歪门邪道，以及北洋海军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军事素质的低下，军人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意识的缺乏等等，共同导致了北洋海军的溃败。

　清政府的专制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腐败。在专制体制下，公私不分，朕即国家。老佛爷一个人的喜怒决定着一切。对个人的前途至观重要者，是等级出身，是对老佛爷以及上司的忠诚、老佛爷的欢心、顶头上司的欢心，并非个人的才华和正当的努力。这种体制限制人们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靠真才实学获取功名前程，鼓励人们溜须拍马投机钻营搞歪门邪道。往往是，刚正之士失魂落魄，阿谀奉承之徒青云直上。这种鼓励邪气打击正气的机制，恰恰是一个民族开始溃烂的典型体现。从身居要位的历届海军大臣，到北洋舰队普通的一员，大家首先考虑的不是民族国家和军队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利害。久而久之，国家民族和军队的事情就成蜕变为个人获取利益的幌子招牌。上行下效，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普遍的猥琐和鄙俗的风气，它们象瘟疫一样毒化着军队。再强大的部队，也难以抵御这种腐败的侵蚀。 我们先看一下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缳。他是光绪帝的生父。多年来，他考虑最多的不是海军的发展，而是其子（光绪帝）的安危。光绪尚未继位时，他曾经为太后修圆事两次上疏，两次廷辩，不惜失去官爵，在同治面前“面诤泣谏”，泪流满面地叩头申辩不已。但当其子（光绪帝）被立为皇帝之后，他就开始千方百计讨太后欢心，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他要用满足慈禧一切心愿的方法实现自己的心愿。腾挪经费造一个园子，既了却了太后的夙愿，讨得了太后的欢心，也让慈禧早日住进去“颐养天年”，让实际权力早日转移到其子（光绪帝）手中。这是一种既赤裸又深藏的交换，以海军换取光绪帝亲政。至于海军的发展，哪有“闲心”顾及！ 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轰轰烈烈。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李鸿章兵权益盛，御敌不足，挟重有余，不可不防。因此，朝臣们为了削弱李鸿章，不惜削弱北洋海军！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和，以太后修圆为借口，连续两年停止发放海军装备购置费，以限制李鸿章。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台柱，更加势薄力单。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治考虑：与醇亲王以及各位满族潮臣和好，满足醇亲王挪用海军经费（实际上削减海军实力）的要求。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缳醇亲王欲以海军换取光绪帝的早日亲政，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 就是这样一些人在掌握着北洋海军的命运！大家结党营私，蝇营狗苟，谁也不会将全付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要说全付财力了。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以后，军费投资就越来越少。海军只是他们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谁还真正为海军的发展考虑？

　金一南大声感叹：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二

　上行，下效。

　　鼓励狗才的体制中必然包含着排斥英才的事实。在这种体制中，大多数人都暗中削其锐气，按照狗才的标准来规约自己的言行，并积极为做一个取悦上司的“创造性的狗才”而努力。在这种体制中的民族国家和军队，纵有铜墙铁壁，最终也会被摧毁；纵有匹夫之勇，终究无力回天。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后，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的《北洋海军章程》有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可一旦教练琅威理离开，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而作为高级统帅的李鸿章，也对这种视军纪章程为儿戏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官兵夜晚住船，不准回家。有备才能无患。而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某洋人偶登其船，见到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而斗竹牌。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可一旦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和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的那夜，来远号管带邱宝仁、威远号管带林颖启就登岸逐声妓未归。靖远号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官员不能以身作则，军纪就失去了效益。士兵即使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也是出于无奈和应付，不会自觉和真心实意。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这样，严明的表面掩盖着的是一盘散沙，全然没有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当时，北洋军舰上也实行“责任承包制”，公费包干，管带负责，节余归己。因此，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无暇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两舰中炮后速即沉没。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大发感慨:“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打仗用的舰船不但不保养备战，反而为了个人私利挪作他用。军队参与走私，舰船常年不作训练，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公家的舰船成为私人的财产：南洋号、元凯号、超武号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创收，为自己赚取银两。

　　在这种体制下，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地榨取军队和国家。为了更好地榨取，结党营私，惟利是图。当时的海军大半是闽人。闽人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真正的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令行禁止等于空话。刘步蟾等人还纠集闽人，驱逐督操严格的教练琅威理。即使广东督带邓世昌也遭刘步蟾等闽党嫉恨：致远战酣，闽人相视见死而不救。结党营私的本领真是天下第一！

　　由于只对上、对个别掌握着自己升迁的权势负责，而无须对下、对民族国家负责，因此，欺上瞒下，蔚然成风。平日里训练，弄虚作假，层层欺骗，邀功请赏。平日演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号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平日操练演习，不过虚张声势，取悦上司，应付视察，欺世盗名，加官进爵。不明真相者还以为自己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呢！

　　还有一件事情令作者金一南先生无法解释：北洋水师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对此，李鸿章不是不知：“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但最终因为他“个人”内外交困，忙于政治周旋，因此正事一直没有落实。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军人时刻应该把战争放在首位，积极备战。但大战一触即发，却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也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不可容忍的致命疏忽？责任谁来负？即使有人来负，又有谁负得起？

　　这样一只军队，这样一种军纪和作风，这样地腐败和糜烂，一旦打起仗来，如何不败？

三、不败才是奇怪的。

　　先看布阵。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的命令是各舰分段纵列，摆成掎角鱼贯之阵。而到刘步蟾那里竟然变成了“一字雁行阵”。而实际战斗时的队形却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说明了什么？即使如此勉强的阵形也没有维持多久，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成型。

　　再看开战。战争一开始，平日缺乏现代素质的官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定远舰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而升起的却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再勇敢的士兵，无人指挥，又有何用？这就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

　　再看战场撕杀。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日本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又有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平日里演习不是百发百中吗？李鸿章不是夸耀北洋海军“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吗？战场上只有由硬件和软件联合构成的实力，没有虚假和侥幸！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对军人来说，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是不能获得的。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淡无味的平日训练和中！金一南意味深长地说。

四、

　　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军队平日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是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号沉没，济远号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伧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 北洋报沉的日舰后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我军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以至清政府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消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金一南先生写道：

　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盖中国医生看护，多于战前离去，自谓文员不属于提督，依法不必留等语”；“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

　　到底是谁打败了北洋水师？